三天后，我带着女儿出现在了沅陵县城。她背着自己的小书包，里面装着作业本和几个布娃娃。我给她买了顶遮阳帽，怕南方日头毒。她精神已经恢复了不少，只是偶尔会突然不说话，像在听什么我听不见的声音。我让她牵着我的手，一步也不松开。
我们在县城住了一晚。夜里，女儿睡得极沉。我睡不着，坐在床边，把谭二留下的短刀拿出来擦。刀已经很旧了，刀刃上有几道卷口。我拿磨刀石一下一下地磨，磨到半夜。刀身在灯光下亮了一瞬，我仿佛看见刀面上映出一张脸。不是我的，是个极瘦的、没有表情的女人。我手一顿，再看时，刀面上只剩灯影。
第二天，我们搭了辆去苦竹坳方向的过路班车。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听我们说到苦竹坳，连连摆手说那地方不敢去，上面封山了。我问什么原因。他压着嗓子说：“前几天，乡里来了一群人，有县上的，还有省里的，说是什么地质调查队。扛着仪器上去，在村子里转了一天，夜里就没下山。第二天有人上去看，那些人还在，就坐在村口大樟树底下，一动不动。一个个眼睛睁着，嘴里塞满了泥。人倒是活的，就是问什么都不会说。全送精神病院了。”
我心里一沉。地质调查队。这借口我太熟了。当年云南那座墓，也是有人以“地质勘探”的名义去踩过点。我问司机：“那些人是真的搞地质的？”
司机冷笑了一声：“谁知道呢。反正上去的人全疯了。后来又有两拨人上去，也在那个村里出了事。这都什么年代了，哪个正经单位会往那种地方派人？县上说封山，封得连只鸟都不让进去。”
车到半路一个三岔口，我带着女儿下来。司机劝了句“莫去”，便调头走了。我站在路边，看着通往苦竹坳的那条小路，心里像堵了块冰。女儿忽然拉了拉我的手，说：“爸爸，我听见了。”我问听见什么。她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那口井里，有人在哭。”
我蹲下来，和她平视：“小宝，你听爸爸说。不管听见什么、看见什么，都别应。就跟着我，好不好？”她点点头，眼睛黑亮亮的，透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静。
我们朝山里走。路越走越荒，两旁的草比人都高。我走在前面，用手拨开挡路的枝叶。女儿跟在我身后，不吵不闹。走了快三个钟头，苦竹坳的轮廓从雾里浮出来。村口那棵大樟树比上回更衰败了，叶子几乎掉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像一具戳在土里的骨架。树下有人。我立刻把女儿拉到身后，自己贴着路边的土坎蹲下，慢慢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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