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嗯”了一声，说：“玩够了就回来。别去水边太晚。”她说好。
那天挂了电话，我坐在客厅里，灯也不开。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带着一股极淡极淡的、像从很远地方吹来的水汽。我点了一根烟。烟头在黑暗里一明一灭。我知道那是谁。她还在。在苍山脚下的哪条巷子里，远远地看了我女儿一眼。像很多年前，在小学门口看那个穿蓝棉袄的小男孩。她从来不敢走近。她怕把地底下的东西带过去。她这一生，都活在“不敢”里。不敢认，不敢近，不敢叫一声“孩子”。只能在人堆里，装成个陌生的老太太，笑一下，然后走开。
烟抽到一半，我掐了。起身去洗了把脸。镜子里的人，脸上湿淋淋的。水顺着下巴滴下来。我盯着自己看了几秒，说了句：“你也不容易。”然后回了卧室。
女儿他们回来那天，我去接了。外孙从出站口跑出来，抱住我，说：“外公，大理可好了。以后我赚钱了，带你去。”我说好。他晒黑了些，牙齿白晃晃的。我拍拍他的背。他身上有阳光和青草的味道，没有半点地底的阴气。我放心了。
又过了段日子，有天晚上，我做了个很长的梦。梦里没有井，也没有墓。只有一条极窄极窄的山路。路两旁全是桃花，开得泼天泼地。我走在那条路上，不知道要去哪里。走了一会儿，看见前面有个土坡。坡上站着几个人。一个高，一个矮，一个瘸着腿，一个抽着烟。我朝他们走。他们朝我笑。狗子挥挥手，说：“老楚，来啦。”老痞说：“就等你了。”谭二用拐敲了敲地，说：“快点，别磨蹭。”我走得更快了。风从山坡上吹下来，把他们的影子吹得晃来晃去。我走到他们跟前。谭二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让了个位置。我站进去。几个人并排站着，谁也没说话。太阳从我们背后升起来，把影子拉得老长。那影子落在地上，像一群终于凑齐了的人。
醒来时，天已经大亮。我躺在床上，没动。心里却无比踏实。我摸了摸自己的脸。那疤还在。可脸上的泪是新的。我笑着擦掉，起身拉开窗帘。海风呼地涌进来，带着光。妻子在厨房里喊：“起了？粥好了。”我应：“来了。”
日子还是照旧。可我知道，从那个梦开始，有些东西就真的散了。我身体里那根绷了半辈子的弦，终于松了。像一条走了太久的弦，轻轻一拨，不再“嗡”地响。它只是轻轻地、轻轻地停了。
那年夏天，我抽空回了趟老鸦坡。是一个人去的。坡还在。那棵枯死的老树已经彻底倒了，树干朽成一条黑褐色的长痕。谭二的小屋连根桩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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