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雨里，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打给葛维周的，只说了一句话：“东西拿到了。”
第二个是打给花絮倩的。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那头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像是刚睡醒。
“花老板，”买家峻说，“云顶阁的监控，你说有办法弄到的。现在我要了。”
花絮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一声。那声笑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像是嘲讽，又像是自怜。
“买家峻，你知道云顶阁的监控录像里有什么吗？”
“我猜得到。”
“你猜到的是三分之一。”花絮倩说，“还有三分之二，你看了会睡不着觉。”
“我本来就睡不着。”
挂了电话，买家峻抬头看了一眼天。雨云压得很低，把整个沪杭新城罩得严严实实的。远处的市委大楼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个蹲伏在灰色天际线上的巨兽，沉默地注视着脚下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人。
他忽然想起常军仁说的那句话——“他怕的不是自己，是他手下那些人。”组织部长守着一个柜子守了三年，柜子里装的不是秘密，是三十二条人命。这些人命要是被翻出来，有人会丢官，有人会坐牢，有人会倾家荡产。而这一切的起点，竟然是一个卖煎饼果子的老头都不知道的、在城西老小区里择韭菜的瘦高个儿。
手机响了。是韦伯仁。
买家峻盯着屏幕上的名字看了五秒钟，然后接起来。韦伯仁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带着一种刻意的亲近：“买书记，您在哪里？有个事情我想当面跟您汇报一下，很急。”
“什么事？”
“关于解秘书长——”
电话那头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像是韦伯仁捂住了话筒在跟旁边的人说话，声音断断续续的，隐约能听到“督导组”、“昨晚”、“名单”几个词。然后韦伯仁的声音又回来了，压得比刚才更低：“电话里不方便说。我们能见一面吗？就现在。”
常军仁的话在买家峻脑海里回响——“他明天就会知道。知道了以后，他会做出选择。”
这么快。
“可以。”买家峻说，“一个小时后，在市委旁边的老茶馆，你知道那个地方。”
“知道知道，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买家峻没有马上去。他在雨里又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个卖煎饼果子的老头收摊。老头把大红伞折起来，把炉子推走，地上留了一小片干爽的印子，像这座湿漉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