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的主力精锐、粮草军费尽数被牵制在西北抗蕃战场，根本没有多余的军力、财力抽调至河北平定藩镇之乱。受制于严峻的外部边患，代宗被迫对河朔、中原藩镇采取迁就安抚的权宜之策，这是国力受限下的无奈之举，而非主观怠政姑息。
待代宗执政中期以后，西北边境局势逐渐趋于稳定，吐蕃的入侵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朝廷外部压力大幅缓解，代宗随即转变藩镇策略，由被动安抚转为主动制衡、强硬打压。军事层面，他先后调集兵马，平定哥舒晃岭南叛乱、征讨田承嗣魏博割据、剿灭李灵曜汴宋之乱，以武力坚决镇压敢于反叛的藩镇势力；制度层面，代宗推行一系列削藩固权的新政：严格限制各镇藩镇私自招募、留存兵力，核定地方驻军员额；全面废除各州团练守捉使，收归地方治安兵权；严令禁止藩帅私自任命、调任属地州县刺史，剥夺藩镇的人事任免特权，从制度层面层层拆解藩镇割据的根基，逐步收紧中央对地方的管控。
另有专攻隋唐藩镇史的学者以河朔本土势力的演变轨迹为切入点，进一步完善了对代宗朝藩镇格局的认知。研究表明，大历统治后期，唐廷并非彻底失去对河北的影响力：朝廷与实力最强的幽州卢龙镇维系着相对和睦的君臣关系，双方互通使节、恪守臣礼，卢龙镇一度遵从朝廷调度；同时，朝廷成功争取到昭义军的归顺，一度打破河朔三镇抱团割据的格局，迎来收复河北、重塑中央权威的契机。
可惜的是，河北长期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根深蒂固的安史残余势力盘根错节，加之各镇利益绑定、抱团自保的态势已然成型，朝廷的制衡举措终究未能彻底根除割据隐患。田承嗣之乱平定后，唐廷与河朔藩镇形成了微妙的平衡格局：朝廷无力彻底剿灭藩镇，藩镇亦不敢公然颠覆大唐正统，藩镇割据、半独立自治的政治局面就此彻底稳固，贯穿了整个中晚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