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除了传统的“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外，出现了一条引人注目且让当局极度不安的新口号：
“我们要德国矿工的安全标准！”这条标语直指美国矿山骇人听闻的事故率，并隐晦地指向了一个被官方极力贬斥的制度所能提供的保障。
更为激进的行动来自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的成员。
他们在匹兹堡、芝加哥等工业城市的街头散发油印传单。
传单内容详细对比了两国工人在收入、工时、福利和工作环境上的差距，并将其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区别。
警方对此反应迅速而粗暴，进行了大规模逮捕，指控他们“煽动叛乱”和“传播外国颠覆性宣传”。这场镇压暂时遏制了公开的激进声音。
美国的“红色恐惧”不仅针对国内思想，也铸就了对外部世界的一道铁幕，其具体体现便是严苛的移民政策。
1924年通过的《移民法案》（即《约翰逊-里德法案》）在原历史中主要旨在限制南欧和东欧移民，维持所谓的“种族纯洁”。
而在红德崛起、赤潮西扩的背景下，该法案被注入了更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增加了极具针对性的条款。
修正案明文规定：
“任何曾在苏维埃俄国、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或其任何后继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家定居或长期居留的人员，无论其种族或国籍，均禁止入境。”
“所有申请入境者，必须宣誓反对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及任何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主张，并声明效忠美国宪法。”
这些条款旨在构建一道“思想防疫墙”，试图将欧洲的革命思潮隔绝于国门之外。其实际效果是双重的：
一方面，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切断了美国与欧洲左翼知识界、技术界的正常交流渠道；另一方面，它在已经存在的德裔、俄裔等移民社区中制造了新的猜疑和紧张气氛。
这一政策酿成了具体的人才悲剧，其中一例颇具象征意义。
卡尔·冯·施密特博士，一位在理论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德国犹太裔学者，因在1924年公开批评红色德国初期某些压制学术自由和强化军备的政策，被柏林大学解除了教职。
面临职业困境，他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出了求职申请，该校物理系对其才华颇为赏识。
然而，他的申请在美国移民局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审核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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