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档案上写下了决定性的批注：
“申请人此前长期居住于红色德国，尽管声称因政治批评遭解雇，但其思想背景无法核查，存在潜在的意识形态污染风险。
依据1924年移民法修正案第X条，建议拒签。”
普林斯顿大学的斡旋也未能成功，卡尔·冯·施密特博士旋即动身前往法国，后在法国国内的冲突中死亡。
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内，美联储的实际掌舵者、纽约联储主席本杰明·斯特朗，正领导着美国货币管理当局进行一场无比艰难的平衡表演。
到了1927年，美联储面对的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被地缘政治、国际资本流动和国内泡沫紧紧缠绕的死结。
他的目标互相矛盾：
一是维持低利率政策（将贴现率保持在3.5%左右）。
这是为了帮助英国维持金本位制——英国若因资本外流放弃金本位，可能导致英镑崩溃，引发欧洲金融地震，进而严重冲击本就脆弱的美国出口和持有大量欧洲资产的美国银行。
二是抑制国内股市和资产泡沫。
过低的利率和汹涌的欧洲热钱是股市狂飙的主要推手，泡沫破裂的风险与日俱增。
三是应对开始抬头的国内物价上涨压力。1927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了3.8%，通胀苗头已现。
提高利率能冷却股市、抑制通胀，但可能导致欧洲资本加速撤离美国回流本土以获取更高利息，这会直接击垮正在苦苦支撑的英国和法国金融体系，最终仍会通过贸易和金融链条反噬美国。
维持低利率虽能暂时稳定欧洲，却是在给国内的投机烈焰浇油。
1927年7月，在纽约联储的一次高度机密的核心会议上，斯特朗的焦虑表露无遗。
他对着与会的少数大银行代表和联储官员说道：
“先生们，我们就像在暴风雨中的钢丝上行走。一边是深渊，另一边也是深渊。
如果听任欧洲资本继续这样无节制地涌入，我们的股市迟早会以一种毁灭性的方式自我了断。
但如果我们现在收紧信贷、提高利率，欧洲——特别是伦敦和巴黎——可能会先于我们崩溃。
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或许只能寄托在……柏林自己犯下大错。
如果他们的计划经济实验失败，出现严重的短缺、停滞或混乱，那么一切关于‘另一种道路’的幻象就会破灭，资本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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