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不会被赶走，干活有保障。
我除了种地，不会别的。法国船票是卖了家里最后一点东西凑的。
德国人发的这些小册子说，他们需要懂得现代耕作技术的人，去帮助改造东欧的农业。
我不知道东欧在哪儿，但我会开拖拉机，会用新式收割机。只要能有地种，有活干，给口饭吃，哪儿都比现在强。”
斯诺快速记录着，提问道：
“你们不担心吗？毕竟那是共产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完全不同，语言也不通。
宣传材料可能只展示了好的方面。”
米勒耸耸肩：
“担心？当然担心。但留在美国更让人担心。
至于宣传…我们美国报纸和政客的宣传还少吗？ 结果呢？至少德国人的宣传里，有具体的工作岗位编号、工资数额、医院和学校的照片。
我们这边的宣传，只剩下空洞的信心了。”
詹金斯补充道：
“而且，并非毫无联系。有些教会的慈善组织，还有一些…嗯，倾向于左翼的文化团体，它们提供了一些帮助，甚至有小册子教基础德语会话和德国新社会的常识。感觉…那边是张开手臂，有计划地在吸收需要的人力和技术，而我们这边是任人自生自灭。”
这时，一个一直在旁边沉默地听着、抱着个小女孩的妇女怯生生地开口：
“先生…他们说，在德国，孩子看病不要钱，或者只要很少一点，是真的吗？”
她叫玛丽，丈夫在建筑工地事故中去世，抚恤金微薄，女儿有慢性哮喘，美国的医疗费用对她而言是天方夜谭。
德国宣传材料中全民医疗保障的字眼，是她决定冒险的最大动力。
斯诺无法回答她的问题，只能如实记下。
他看着这些被危机抛出正常轨道的美国人，他们带着破损的美国梦、实用的技能、求生的渴望，以及深重的疲惫和一丝微弱的、被异国宣传点燃的希望，漂洋过海，去投奔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敌国”。
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讽刺和冲击力的事实。
航行在继续。斯诺在笔记本上写下：
“他们不是被意识形态感召的皈依者，而是被经济绝望推离的难民。
德国人提供的，不是飘渺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岗位、住房、医疗和教育承诺——这些正是危机中的美国所残酷剥夺的。
吸引力不在于主义多崇高，而在于它似乎能提供资本主义当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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