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东区，码头附近一幢不起眼的仓库二楼。
屋内，长条桌旁围坐着十几个人，他们是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以及来自几个关键工业区的主要干部。
会议已进行了两个小时。
桌上摊开着各种报告：南威尔士矿工失业率统计、克莱德赛德造船厂订单锐减数据、伦敦各区房租拖欠和驱赶案例汇编、从柏林和巴黎通过秘密渠道传来的简报摘要。
哈里·波立特，这位年仅三十九岁却已显露出沉稳组织者气质的工会活动家，此刻是会议的实际主导者。他拿起一份报告，
“同志们，数据不会说谎，工人们的肚子更不会。
南威尔士的矿工家庭已经开始吃野草和土豆皮充饥。
格拉斯哥的船坞工人现在排队领的救济金不够买一星期的基本口粮。
麦克唐纳和他的国民政府除了削减失业救济、要求各地方政府紧缩，拿不出任何像样的办法。
资产阶级的报纸还在粉饰太平，但愤怒和绝望，已经在每一个工人聚集的酒吧、每一个失业队伍里沸腾。”
坐在他对面的是前党主席阿尔伯特·英克平，代表党内依然有影响力的正统派。
他眉头紧锁，手里夹着熄灭的烟斗：
“哈里，我理解你的情绪，也看到危机。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我们的力量还太薄弱。一万两千名党员，散落在数百万失业和不安的工人中，就像把一把盐撒进泰晤士河。
1926年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我们满腔热情地投入总罢工，结果呢？
工会官僚背叛了我们，国家机器毫不留情，我们最优秀的同志进了监狱，组织网络几年都没恢复元气！
现在发动全国性的罢工示威游行？这等于把我们的骨干力量再次送到警察的警棍和监狱大门前！”
“阿尔伯特同志说的风险确实存在，”
约翰·罗斯·坎贝尔推了推眼镜，
“但1926年和现在有三个根本不同。
第一，危机深度不同。
当年是局部行业冲突，现在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崩溃，从华尔街到伦敦城，资产阶级政府的信用和信心都在瓦解，统治阶级内部的恐慌和分歧比当年大得多。
第二，国际环境不同。
当年我们几乎是孤军奋战，现在呢？一个强大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就在对岸，它的存在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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