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规模有限，即使有风险，也至少能达到三个战略目的。”
他站起身，走到墙上一幅简陋的英国地图前，用手指点着：
“第一，大规模的罢工示威，尤其在伦敦、伯明翰、格拉斯哥、利物浦等关键城市同时发生，将迫使麦克唐纳政府不得不调动大量警察甚至考虑动用后备军来维持秩序。
这会极大牵扯他们的行政和安保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会在政治上营造出一种国内不稳的印象，使得他们在外交上，特别是考虑干预法国事务时，必须更加谨慎，甚至无力他顾。
这是对法国革命最直接的、也是最迫切的国际声援。”
“第二，是展示我们的力量与扩大我们的影响。
是的，我们人少。
但通过精心组织，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和旗帜，出现在成千上万被生活逼到绝境的工人中间。
我们的诉求——那些与生存直接相关的诉求——将通过这次行动，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中。
这将是一次绝佳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机会。
当然，风险同样是存在的，但我们的关注度和同情也可能增长。
我们要让工人们看到，除了跪着祈求工党官僚和议会，还有另一种选择，还有一种敢于站出来斗争的力量。
这能极大地打击工党右翼的威信，吸引那些对其彻底失望的左翼分子和活跃工人。”
“第三，也是推动我们党内变革的关键，
是实践和确立我们新的路线。
继续躲在理论辩论和零星宣传后面，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检验关注日常生活斗争、深耕工会和社区这条路线的成效，也无法让党内那些仍然犹豫、仍然迷信旧教条的同志看清方向。
行动，尤其是这种具有一定规模和风险的统一行动，是对我们过去一年多工作成效的检验，也是将柏林经验英国化的关键一步。
成功将极大地巩固务实派在党内的地位，明确未来前进的方向。
韦格纳同志在柏林反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的实践。”
会议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英共内部的分歧是明显的，最终，经过又一轮激烈但声音压得很低的辩论，会议进行了表决。
结果并非压倒性的，但支持波立特提议——在两周内，协调发动一场以“反对饥饿与贫困，要求工作与生存权”为主题的全国性罢工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票数还是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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