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巨大心理威慑和对我方工人的巨大鼓舞。
法国革命更是一触即发，成功可能性很高。
国际力量对比已经改变。
第三，我们自己也在改变。”
坎贝尔拿起几份德文翻译过来的材料：
“我们学习柏林的经验，不仅仅是学理论。
德国同志的成功，关键在于他们始终将政治斗争与工人最迫切的经济生存需求紧密结合，并通过强大的、扎根基层的工会和合作社组织将这种结合制度化。
我们过去太执着于政治口号，是有些脱离实际的。
过去一年多，我们在失业委员会、租户联盟、小型合作社上的努力，虽然微小，但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在部分工人心中的形象——我们不仅仅是喊口号的人，也是真正能帮他们解决一点实际问题的人。
这次提议的罢工示威，必须明确与反对削减救济、要求工作或足够生存的保障、停止驱赶租户这些具体诉求捆绑，它首先是一场经济生存斗争，然后才是政治示威。”
一位来自南威尔士的矿工干部插话道：
“我们那边的同志们快活不下去了！工党那些老爷们只会叫我们忍耐、相信议会程序。
去他妈的议会程序！程序能变出面包吗？
我们只有饿死和反抗两条路！游行可能会被抓，但不游行肯定是慢慢等死！
我带来的消息是，威尔士的很多矿工，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准备好了，只要有人领头，他们就上街！”
他的话引起了几个来自工业区干部的共鸣。
房间里响起了低沉的附和声。
英克平脸色更加难看：
“感情用事！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警察希望看到的！他们正等着我们聚集起来，然后一网打尽！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报纸上大肆渲染红色暴徒破坏秩序，进一步镇压我们，同时转移人们对他们治理无能的视线！我们这是在帮麦克唐纳的忙！”
波立特直视着英克平：
“阿尔伯特同志，如果因为害怕镇压就无所作为，那共产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等待资本主义自动灭亡吗？
危机在深化，工人的痛苦在加剧，法国同志可能很快就要进行决定性的战斗。
历史给了我们一个窗口期——一个英国资产阶级因为内部经济焦头烂额、同时被迫分心关注欧洲大陆剧变的窗口期。
我们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