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面的椅子上，
“昨晚读到凌晨三点，熬了个大夜。”
“读到哪一段了？”
“罗伯特·乔丹在最后跟那个德国同志说，韦格纳同志说过一句话——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不是剥削，是它让普通人觉得自己的苦难理所当然。”
“这是您当年在党校给国际纵队的干部学员讲课时说的。”
韦格纳点点头，拿起那本书，翻了几页。
“这个海明威同志，不简单。
他不是共产党员，没加入过任何党，但他是真正的革命者。”
革命是什么？
韦格纳在心里自问自答，不是占领几座城市、赶跑几个总统就完事的。
革命最难的那部分，是在人心里面搞建设——让被压迫过的人重新相信自己是人，让被践踏过的人重新学会站起来。
海明威的书，就是在做这个事。”
他顿了顿，
“他比很多整天喊口号的同志都强。”
施密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
“主席，您这话要是让李卜克内西同志听见了，又要写长信来提意见了。”
“让他写。”韦格纳一挥手，
“他哪次开会不提意见？不提意见就不是卡尔·李卜克内西了。
但他提归他提，我听归我听。
他觉得我有的时候太温和，说他应该留在街头而不是会议室。
我告诉他——你不留在会议室，谁替那些上不了街的人说话？”
走廊里传来轻快的脚步声。诺依曼抱着一摞文件走进来，额头上沁着细密的汗珠。
“主席，总政治部刚送来的简报。”诺依曼把文件放在桌上，
“《丧钟为谁而鸣》在英国的销售情况。伦敦的同志发来消息说，这本书已经在英国工人阶级中间传开了。”
“哦？不是被禁了吗？”
韦格纳有些意外。
“被禁是被禁了，但禁不住。”诺依曼的回答很简短，
“伦敦的同志通过我们秘密渠道运进去第一批三千册，三天就卖光了。
现在黑市上一本《丧钟》能换十英镑，还买不到。”
韦格纳想了想。
“十英镑？抵得上伦敦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
“不止。”诺依曼说，
“有些工人买不起，就几个人凑钱买一本，轮流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