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队领救济汤。
弗里尔没有去排队。
他父亲是社民党党员，在战前的葬礼上认识了一位老同志——那人后来成了德共柏林市委的委员。
他给弗里尔写了封介绍信，让弗里尔多去打听打听。三天后，那时候还不叫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厂子录用了他。
头几年日子紧巴巴的。
工资不高，物价也不稳，能糊口已经是万幸了。
但有一点不同——厂里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弗里尔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工人委员会会议时的场景。那是个冬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吵得不可开交。
讨论的议题是：厂里的利润分配方案，是该多上缴国家，还是该多留点给工人自己。
“多缴国家！国家搞建设需要钱！我们苦几年，将来好。”
说话的是车间工会主席。
“凭什么我们就该苦几年？我们苦了几年了？”
那是弗里尔当时的班长，一个从鲁尔区来的老工人，
“资本家在的时候我们苦，现在自己当家做主了还苦？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
“谁说不搞建设了？建设要搞，工人也要活。
你让工人每月拿这么点工资，孩子都养不活，谁还有心思想干？”
吵了不知道多久，最后举手表决。
决定利润五五分——一半上缴国家，一半留作职工集体福利基金。
隔了没几天，工人委员会通过了第一项福利措施：
每年夏季，厂里组织工人去海边疗养。
今年是弗里尔第五次参加这个活动了。
头几年他是单身汉，跟工友们挤在宿舍里，白天在沙滩上踢球，晚上围着篝火唱歌。
后来娶了赫尔塔，生了孩子，工厂给的福利也越来越好。
现在的疗养是拖家带口的，住的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家庭房，食堂里照着营养师的建议搭配菜品。
他想起了父亲。
他父亲在战前也是钳工。
在弗里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记得有天父亲下班回来，手指头包着脏兮兮的绷带——那是一台老式冲床压的，三根手指当场就没保住。
厂里的资本家给了五十马克的慰问金，然后让他回家养伤去了。
养了三个月，伤好了，回去报到，工头说“你年纪大了，手又不灵便，厂里不需要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