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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在四月底发了一篇评论，角度更刁钻。
评论的标题是——“退休制度救不了共产主义”。
评论里写道：
“德国人搞了退休制度，搞了青年干部培养计划，搞了交接程序。
看起来很热闹，但我们不要忘了，这些都是在一个不自由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
那些被提拔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真的代表人民的意愿吗？
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吗？
他们上任之后，能独立决策吗？
还是说，他们只是换了一个位子，继续执行柏林少数人的意志？
有句话说得好——‘换汤不换药’。德国人换了药，但汤还是那锅汤。
共产主义的问题不在干部老化，在制度本身。
制度不改，换多少人上来都没用。”
原芝加哥的《论坛报》的评论更直接，标题是——“他们自己玩自己的”。
评论里写道：
“德国人喜欢搞制度，就让他们搞去。
我们美国人不搞那一套。我们的制度运行了两百多年，不需要向任何人学习。
我们的总统四年一选，我们的议员两年一选。
我们换人的时候，不需要组织部发文件，不需要上级审核签字。
我们只需要投票。
德国人搞的那些东西，在我们看来，就是一场闹剧。”
这些美国媒体的评论被驻柏林的记者传回了柏林。
外交委员会的人把剪报整理好了，送到了韦格纳的桌上。
韦格纳翻了翻，看完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又看完了《华盛顿邮报》的评论。他把剪报搁在桌上，拿起铅笔，在最上面一张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让他们说去。我们干我们的。”
他把剪报推到桌角，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对站在旁边的秘书说了一句话：
“告诉外交委员会，把这些剪报收好。归档。
再过二十年翻出来看看，看谁说得对。”
秘书应声出去了。韦格纳靠在椅背上，把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看着窗外。
窗外的柏林已经是五月了，街上的椴树长满了绿叶，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人行道上洒了一片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