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条，已经泛黄了，上面是沈砚舟五年前写的一行字：“此书论字义，字字皆有本义。如‘悔’字，从心，每声。本义为‘自恨’。吾之悔，在心不在口。”纸条的下半截被虫蛀了几个小洞，正好蛀在“恨”和“心”两个字上，像是时间和虫子联手做了一个残忍的校对。
她把纸条叠好，没有还给沈砚舟，也没有丢，而是夹回了书里，然后合上书页，轻轻压了压。她压书的动作很专业——手指从书脊中间往两边均匀施力，力道轻而稳，是她修复了上千本古籍之后养成的肌肉记忆。然后她把《说文解字》装进帆布袋里，和那本《花间集》放在一起。两本书在袋子里轻轻碰了一下，发出纸张摩擦纸张的细微声响。
“横街的五本找齐了。”她把帆布袋的带子往肩上紧了紧，“现在去大胡同。你那边放了四本对吧？”
“对。”
“走。”
沈砚舟跟在她身后，两个人从横街拐进大胡同。大胡同的摊位明显比横街整齐，每家的书都分了类——经部的、史部的、子部的、集部的——按照四部分类法摆放，有些讲究的摊主还在书脊上贴了手写标签，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逛这条街的人也比横街安静，没有人大声讨价还价，交易都是在低声交谈中完成的。
沈砚舟在大胡同放的这四本书，品相明显比横街那几本要好。第一本《诗经》放在一个专卖经部古籍的摊位上，被摊主仔细地套了塑料书套，搁在玻璃柜的第二层，和一套同治年间的《十三经注疏》并排摆着。摊主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见林微言要拿那本《诗经》，赶紧从玻璃柜里取出来，两只手捧着递给她。
“这本品相好，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版本，但胜在完整，书脊也没断，扉页上——”摊主顿了一下，看了一眼扉页上那三个铅笔字，“哦，有旧藏家的签名。这个‘砚舟’我查过，不是什么有名的藏书家，但字写得挺有风骨的。”
林微言和沈砚舟对视了一眼，两个人都没说话。摊主不知道的是，他口中那个“不是有名的藏书家”，此刻就站在他面前，手里还端着一杯凉透了的拿铁。
第二本《礼记》放在一个专卖史部古籍的摊位，摆在《史记》和《汉书》中间，位置相当显眼。沈砚舟当年选这个位置的时候显然动了脑筋——史部类的书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但夹在两本镇摊之宝中间，就变成了一定会被看到的书。第三本《周易》藏得更妙，放在一个杂项摊位上的最后一排，旁边全是佛经和道家典籍，混在中间一点都不突兀。
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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