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开始意识到，丢失的不仅是一个市场，更是一个按照自身蓝图重塑欧洲经济秩序的、充满敌意的竞争对手。
1921年，随着德奥合并完成，奥地利市场也随之关闭。
紧接着，在红色德国支持下站稳脚跟的匈牙利等国也纷纷效仿，建立起以计划和国家垄断为特征的贸易体系。
美国传统的中欧市场版图迅速褪色。
到1924年，美国商务部的统计图表显示，美国对整个中欧地区的出口总值，仅相当于1913年辉煌时期的12%。一条横亘在欧洲腹地的红色贸易壁垒已然成型，它不再遵循资本主义的价格与供需规律，而是服务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
美国的资本与产业被迫仓促转向。
它们的选择余地并不多，第一条路是加强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控制与军事干预，试图用“门罗主义”的旧瓶，装下消化过剩产能的新酒。
1923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洪都拉斯登陆，其公开理由是“保护美国公民财产安全”，但德国等一系列无产阶级国家的报纸一语道破天机：
美国人行动确保了联合果品公司在当地的香蕉贸易垄断，从而维持了该公司（及其背后的美国金融资本）的利润，以抵消在欧洲市场的损失。
这是一种以武力维持的、不平等的市场关系，激化了拉美的反美情绪，却难以填补美国失去欧洲市场的巨大空洞。
第二条路是竭力维持与英法这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但这两个国家自身也因战争债务、社会动荡和红色德国的压力而元气大伤。
英国受困于失业和传统产业的衰落，购买力疲软；法国则深陷法郎危机和社会分裂，其市场容量和支付能力都在萎缩。
于是，压力最终回流至美国国内。政府与华尔街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吹大众消费，试图通过刺激内需来消化庞大的工业产能。
分期付款被发明并迅速推广，广告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塑造着“美国生活方式”的神话。
然而，这种繁荣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私人债务和越来越脱离实际收入的信贷扩张之上。
当美国工厂的流水线源源不断地产出汽车、收音机和洗衣机时，它们所依赖的，是千百万家庭以未来收入作抵押的消费狂热。
一种隐忧在美国观察家们的心中滋生：
如果欧洲这个外部引擎长期失效，美国这台看似轰鸣的机器，其内在动力能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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