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夏洛滕堡区。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夜。
十月的柏林天黑得早，刚过六点，街灯就亮了。
弗里德里希·斯特曼站在公寓的窗前，手里端着一杯没有加糖的红茶，已经凉了大半。
他四十三岁，柏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是黑格尔左派和青年马克思——严格来说，这个研究方向在如今的德国不应该冷门。
但“不应该”和“不”之间，隔着一条他游了十年也没有游过去的鸿沟。
他的身后，客厅里坐着七八个人。出版社的编辑，大学里的讲师，报社的自由撰稿人，还有一个在文化部挂了个闲职、平时主要负责审核儿童绘本的老头——汉斯·费尔莫伦，五十七岁，研究歌德的专家，翻译过《浮士德》的第二部，被圈内人称为“费尔莫伦的浮士德”，但这个名字在市场上一文不值，因为没有人买。
他们是柏林文史知识分子圈子里一个不大不小的沙龙，每月聚一次，读书、喝茶、谈论时局、发牢骚、喝酒、沉默、散会。
聚会的地点在几个人家中轮换，这个月轮到斯特曼。他的客厅不算大，七八个人已经显得有些挤了。沙发上坐三个，椅子上坐两个，窗台上还坐了一个，手里捧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书，但眼睛一直没落在书上。
“斯特曼，你看了今天的《柏林日报》没有？”
说话的是阿尔弗雷德，四十岁，自由撰稿人，给七八家报纸写专栏，什么都写——书评、影评、时评、人物专访。他的产量高得像一架印钞机，但质量起伏极大。
他靠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一只手夹着烟，烟雾在他稀疏的头发上方盘旋。
“哪一篇？”斯特曼转过身，
“关于威廉二世的。文化版的副刊，不是头版。一个法学家写的，题目叫《君主退位后的法律责任》。文章没有结论，但通篇都在暗示——政府可能不会审判那个老头，而是把他软禁起来，让他慢慢老死。”
斯特曼走回沙发旁，坐下来，
“他们不会杀他。”斯特曼的声音不大，但很确定。
“你怎么知道？”诺伊曼问。
“因为韦格纳不需要杀他。杀一个八十岁的老人，除了给那些想复辟的人制造一个无害的神像之外，没有任何政治价值。韦格纳又不是傻子。”
坐在窗台上的那个年轻人忽然开口了。他叫埃里希·赫普纳，刚满三十，是斯特曼的学生，博士读了四年还没毕业，论文题目是《黑格尔法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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