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会议厅。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上午九时。
会议厅不大，但今天坐满了人。
长圆形的橡木会议桌擦得锃亮，桌面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金属底座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地球仪上的欧洲大陆被涂成了红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从北角到地中海，一整片完整的、没有断裂的红色。
桌子的四周坐着将近六十个人，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各异——语言学家，文化学者，教育家，还有几位出版社的总编辑和几家主流报纸的主笔。
这场会议的主持人是德国教育人民委员弗里茨·托勒，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请到柏林来，不是为了讨论一件小事。
我们坐在这里，是因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语言学家、文化学者和教育家，要共同面对一个已经存在了很久的问题——我们的经济正在一体化，我们的政治正在一体化，我们的安全正在一体化。
但我们的语言，还是各自为政。”
“一个德国的工程师在波兰的工厂里指导设备安装，他需要翻译；
一个法国的教师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学校交流教学经验，他需要翻译；
一份从意大利发往匈牙利的科研报告，有时要先译德语，再从德语译成匈牙利语，经过三次转译才落到使用者手里。
这不是效率，这是损耗。”
“经济共同体的分工已经越来越细，各国的产业正在互相嵌入，所有这些环节之间的衔接，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交换。
如果信息交换始终要通过翻译——不只一重翻译，是两重、三重——那么效率就会持续低于真正一体化的水平。”
他收回手，双手撑在桌沿上。
“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讨论‘要不要做’，而是讨论‘怎么做’。
这项工作，需要由在座各位来完成。这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但如果不开始，就永远不会完成。”
坐在长桌另一端的一位老学者举起了手。他是让·杜布瓦，法兰西社会科学院院士，欧洲最著名的历史语言学家之一。
“托勒同志，我有一个问题。各个国家的语言学家坐在一起设计一种新语言，这当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但我想问的是——这种新语言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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